梅贻琦的名字，如今已不大有人提起了。偶尔在论述西南联大的文章里，会夹带一二句关于他的事迹，大抵也不过是"主持校务"之类的话。人们更爱谈论的是那些锋芒毕露的人物，如闻一多之慷慨，陈寅恪之渊博，冯友兰之雄辩。而梅贻琦，则如一道浅淡的影子，悄然隐没在历史的皱褶里。
他是寡言的。联大师生回忆起来，都说梅校长讲话极少，每每集会，总是让其他教授先发言，自己则静坐一旁，像一尊木雕。他的沉默不是空洞的，而是如同未开封的信件，内里藏着未可知的内容。这种沉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，反倒成了一种奇特的力量。当炸弹落在昆明，师生四散奔逃时，看见梅校长依然缓步而行，竟也渐渐定下神来，跟着放慢了脚步。
他管理大学的方式颇是奇特。西南联大由三校组成，教授们各有所宗，意见常有参差。梅贻琦从不用权力去压服，而是"吾从众"——这是他的口头禅。有人以为这是没有主见，殊不知这恰是一种大智慧。他明白，真正的学术自由，不是靠强权维持的，而是在各种声音自然碰撞中产生的。他像一位熟练的舵手，在惊涛骇浪中，轻轻拨动舵轮，使这艘载满中国最优秀头脑的大船，不致倾覆。
展开剩余67%在昆明的那几年，生活是极苦的。教授们住在漏雨的土屋里，吃着掺沙子的"八宝饭"，闻一多靠刻印章补贴家用，华罗庚的牛棚里还养着牲口。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做起了定胜糕，挎着篮子沿街叫卖。有学生看见校长夫人如此，不禁落泪。梅贻琦却说："这样很好，自食其力。"他没有把苦难渲染成悲情，而是将其化为日常，这种态度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演说都更能鼓舞人心。
他极少谈论教育理念，但有一句话流传下来："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"这话说得朴素，却道破了教育的真谛。在昆明简陋的校舍里，没有大楼，却聚集了中国最杰出的大师；没有完善的设备，却培养出了杨振宁、李政道这样的人才。梅贻琦像是知道，教育的本质不在于形式，而在于人。他像培育花木的园丁，关心的不是花盆的精美，而是土壤的肥沃。
抗战胜利后，三校复员，西南联大成为历史。梅贻琦后来去了台湾，在新竹复校清华大学。1962年，他病逝于台北。临终前，他关心的仍是清华基金的账目，一笔一笔交代清楚。他的遗物中，最值钱的是一支派克钢笔，用了十几年。
如今在清华园里，有梅贻琦的塑像，安静地立在校园一角。雕像的面容平和，目光低垂，一如他生前的沉默。这种沉默不是虚无，而是一种饱满的缺席，如同中国画中的留白，看似空无，实则意蕴无穷。
在崇尚张扬的时代里，梅贻琦式的沉默似乎不合时宜。但当我们回顾西南联大的奇迹时，或许会明白，正是这种沉默保护了那些喧嚣的思想，正是这种低调成全了那个高调的时代。他不立言而立行，不争功而功成，这大概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意味深长的悖论。
沉默的舵手已经远去，而他航过的水域，依然波光粼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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